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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让米芾打破“毒舌”人设、董其昌连连惊叹的草书神作，堪称唐代草书的“正统教科书”。

在唐代书法史上，孙过庭（646-691）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名虔礼，以字行，吴郡富阳（今浙江富阳）人。他官位不高，仅任右卫胄曹参军、率府录事参军，但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非凡成就，尤以草书最为著名。他倾尽二十年心血钻研二王笔法，最终成为唐代得王羲之笔法精髓最深远的书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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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过庭的草书直追二王，取法晋韵。米芾评价：“凡唐草得二王法，无出其右”，甚至认为世人称赞的王羲之书法中，有些实际上是孙过庭的作品。

不同于张旭、怀素的狂草，孙过庭的草书保持了今草与章草的规范，笔笔有来历，字字合古法。他将王羲之的飘逸与王献之的灵动融为一体，形成了自己秀媚与刚健并存的独特风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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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过庭《孝经》是他中年时期奉武则天敕令所书。全卷为纸本册页，共17开，每开纵25.2厘米、横13.4厘米，总计2000余字，字径约3厘米。

此作书写极为精谨，因是奉敕之作，孙过庭一丝不苟，全神贯注。与《书谱》相比，《孝经》用笔更为丰富，避免了“千纸一类，一字万同”的单调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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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孝经》的笔法特色显著：空中取势起笔，顺锋轻触纸面，形成灵动的虚尖，随即衄挫调锋，转为浑厚中锋。行笔过程中，提拔转折丰富多变。重按处如“崩云”，轻提处似“游丝”，笔画圆劲潇洒，转折处绞转用笔，似“折钗股”。收笔或回锋含蓄，或放锋取势，八面出锋的掌控极为细腻。

在结字上，孙过庭似欹反正，险绝中见平正。字形中宫紧实，外延舒展，形成内紧外松的典型特征。章法处理上，字与字之间依靠笔锋和构势加强气脉连接，通过似断还连的牵丝，形成“隔空对话”的笔断意连效果。这种处理方式比直观相连更能给人流动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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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孝经》的墨色变化自然而不做作。起笔多浓墨重写，行至中段墨色渐淡，末笔出现飞白，形成丰富的墨色层次。这种墨色变化完全是书写时情感波动的自然流露，淡墨处笔画仍清晰可辨，浓墨处不显板滞，真正做到润而不漫、枯而不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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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孝经》完成后，被武则天视为“大周国礼”赠送外国使节，据说写了百卷之多，但唯有此卷留存。

此作递藏有序，卷内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名讳，将文中“敬”字均改为“钦”字。后有祝允明跋，谓为孙过庭之作。此册破损数处，依祝氏跋谓曾为此册补笔。作品曾藏于贾似道、董其昌及清内府。董其昌在卷后题跋：“孙虔礼自书谱外，有景福殿赋及千文皆奇绝。不止又有此经。更兼行隶钟、索。尤可宝也”。

陈继儒也题道：“过庭书得二五清散之风。此孝经全师智永千文。谛观之无一字不合作。古人书学如海。何可轻思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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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书法学习者而言，《孝经》是学习草书的绝佳范本：一是它笔法清晰可辨，虽流畅但不失法度；二是它情感与法度并重，通过学习可以体会如何将情感体验转化为艺术表达；三是它结构变化丰富，对于提高结字能力极有帮助；四是它墨法运用自然，是学习墨色控制的良好教材。

临习此作，不仅能掌握中锋行笔的核心技法，更可领会结字、墨法、章法的精妙安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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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芾直言：“世称右军书，有此等字，皆孙笔也”。董其昌见到此作后惊叹不已，称其“可宝也”。徐浩在看过此卷后评价：“过庭运笔，如羲之再世，一笔一画尽显大家风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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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过庭《孝经》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是书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这幅作品不仅代表孙过庭草书的最高成就，更是连接晋唐传统与宋代书法的重要桥梁。

对于书法专业人士而言，拥有这样一件毕生临摹学习的范本，无疑是提升草书水准的捷径。这幅作品的出现，让我们重新审视唐代草书的艺术高度，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传统的又一门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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